本文的两位主角——乾隆与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·安托瓦内特——几乎在同一时期，做了一件很“全球化”、也很烧钱的事：他们把对方的世界，画进了各自最顶级的御窑瓷器里。紫禁城这边开始画“西洋美人”，凡尔赛那边的塞夫尔御窑则画起了“中国人”。这可能是 18 世纪全球化最精致、也最奢侈的一种呈现。

两位主角同框

乾隆：盛世时期功成名就的‘十全老人’

乾隆皇帝 （1711–1799），1736–1796 在位，晚年自称“十全老人”，他有着“十全武功/十次大规模战役”的自我叙事和包装。在艺术与工艺上，他几乎是“顶级甲方”：对御窑瓷器的控制力与投入，把华丽奢侈的宫廷审美推到巅峰。网上群嘲的乾隆 ‘农家乐审美’其实是他盛世太平的一个叙事需求，是18世纪全球化品味的一个集中体现。

玛丽·安托瓦内特：凡尔赛的最后一位皇后

玛丽·安托瓦内特，（1755–1793），奥地利公主，十四岁嫁给路易十六，1774 年成为法国王后，1793年被推上断头台，变成时代舆论的靶子。但她大胆前卫，扶持女性艺术家，敢于尝试，并且把新潮艺术带进凡尔赛宫廷，虽然年仅37岁就被送上断头台，但是她却成为那个时代的财富与时尚的象征，时至今日，她依然受大众文化热捧，她的形象依然是展览、书籍、电影热衷的主题。

乾隆 VS 玛丽·安托瓦内特：

几乎“同步”在瓷器上幻想对方的国度

在乾隆时期，珐琅彩体系里出现了‘西洋仕女’ ‘西洋母子’ ‘牧羊女’的设计，精致的的脸庞，深邃的眼窝，明暗技法以及珐琅彩料的使用，让整幅画面看起来洋气十足。

同一时期的法国，宫廷赞助的皇家塞弗尔御窑，也正在为路易十六的皇后玛丽·安托瓦内特等制作了一系列“vases œufs”蛋形花瓶，白底或者粉紫色，上面绘有游玩享乐的中国人，配上大面积金彩与镶铜鎏金的流苏，铃铛和底座，简直是‘游乐园版的中国’。

于是出现了这个历史巧合：

北京在“画西方”，凡尔赛在“画中国”。

为什么两个皇权中心，会在瓷器上同时开始“幻想”对方？

其实乾隆珐琅彩上的这些“洋美人”并不是对真实欧洲人的肖像纪录，而是被“净化”的温柔女性，是母亲、是优雅仕女和安静的小孩，是因为乾隆皇帝讲述心目中的“天下太平”，符合他的盛世太平的叙事需求。所以‘西洋美人’被安排在静谧花园，安静贤淑。

清 乾隆 琺瑯彩錦地開光西洋人物貫耳瓶 台北故宫藏品

对凡尔赛来说，中国风是异域的象征，享乐游玩的中国风题材是装饰性的，是遥远的异域风情，是沙龙里的谈资，是用来表现自己“见多识广、品味高级”的见证。中国人不必真实， 但必须有趣，必须热闹。

更有趣的是，不管是乾隆，还是凡尔赛宫廷，他们想象对方的方式，都是用当时最烧钱的一套配置。一件珐琅彩的制作，要先在景德镇烧出精选白胎，再运到北京内廷造办处，由宫廷画师用进口珐琅料，一层一层描绘光影、表情，最后在宫中小窑里反复烧制，一不小心就会犯错，失败就整件砸掉重来——人、料、时间全都按“御用最高规格”且不计工本，是御窑中的御窑！

在凡尔赛，一组三件塞弗尔“蛋形中式花瓶”，要用当时最难烧成的粉紫或蓝色底釉，再请画师一格格画满“理想中国人”的日常，然后由金银铜匠为它们做出复杂的镀金铜座、流苏、铃铛和花环。最后，这样一组三件的标价是4,200里弗尔，相当于一个高薪知识分子多年的收入，可以买一栋小房产，也只有皇室才能随手一挥，买来只是随手放在壁炉一边。

看似双向奔赴，其实是各自独白

乾隆和玛丽·安托瓦内特都在用自己帝国里最顶级的工艺、最昂贵的资源，去“造”一个心目中的外国形象。两边似乎都在塑造自己喜欢的‘外国’的样子，乾隆的“西洋美人”被安置在温柔与秩序里，凡尔赛的“中国人”被安置在热闹与游戏里，看似是双向奔赴，其实是各自独白。

我想说的是，这个包装还在继续，这个机制放到今日也不陌生，今天我们换成新闻，短视频，社交媒体，同样是最昂贵的资源，最聪明的人，用最机智的算法，决定内容的‘流量’，哪些可以被反复推送，哪些进入首页，捧着手机的我们，以为自己在看‘世界’，但更多时候，我们可能只是被推送到了一个版本，一个更符合我们情绪，立场和‘自我叙事’的版本。

我们对‘外界’和‘他人’的凝视，只是在看我们愿意看，并且愿意相信的版本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