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 熙 瓷 器 上 的 美 人

注：

这篇文原载于佳趣雅集《雄奇昳丽——十七世纪青花与五彩瓷》展览图录，后来机缘之下又刊载于《收藏》2018年5月刊，经授权，我结合一下两篇文，重新加以整理，把它贴到这里来。整理之后，加了更多的图，文章变得巨长无比，我就分成两篇来发了，上篇从技术分析，下篇从美感分析，康熙瓷器上美人到底美在哪里。康熙上的瓷器美人，怎么安利都不为过。

美人：从纸墨到瓷器

中国自古以来便有仕女画，或称“美人画”，若要讨论起美人图来，中国历代绘画作品中不乏经典，如唐代周昉的《挥扇仕女图》，明代唐寅的《吹箫图》《画班姬团扇图》，清代焦秉贞、冷枚的仕女图册等等。

明唐寅吹箫图，南京博物院

但是从纸墨上跳脱到瓷器绘画上的美人，则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盛行，又以康熙时期为最美，清末《陶雅》称：“瓷器最重画工，雍正以花卉最工，人物则不及康熙远甚，尤以画美人之瓶罐，不能见重于后世。”[1]

清康熙五彩《鸳鸯绦》故事棒槌瓶细节图，《雄奇昳丽》特展展品39号

明末清初版画的盛行对康熙五彩仕女瓷器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。[2] 中国传统文化与商业发展相伴的世俗文化在明末清初达到顶峰，加上成熟的印刷业，各类小说、戏曲等书籍极为普及。为了增加书籍的趣味性，以及有助于书籍内容的市场营销和推广，版画和插图几乎涵盖了所有书籍。[3] 不少画家也参与雕版绘画的创作，唐寅为《西厢记》作插图，陈洪绶为《离骚》、《水浒传》插图，可以想象，原本已经很盛行的版画书籍加上名画家的加持之后，备受欢迎的程度是可以想见的。

明崇祯，陈洪绶插图，《張深之先生正北西廂記祕本》，莺莺小像。

磐薖（kē）硕，《增改定本西厢记》，唐寅插图，莺莺遗照。

清康熙五彩《昭君出塞》故事图碗

2016年香港苏富比春拍

当异彩纷呈的版画引入瓷器绘画后，景德镇画匠偏于一隅的视野被完全打开，临摹故事插图到瓷器上，却更加用心。他们并不是原封不动的照葫芦画瓢，而是利用自己的想象力为画片增加细节，渲染上各种颜色，故事人物和画面更加形象。当把表现情节的插图画上瓷器后，原先在书中翻页偶遇的故事场景，变成了举目可见、经常性的瓷器展示，人物从书的平面欣赏中走出，独立的来到了生活空间。当那些细腻描写香闺动静的版画被用于康熙五彩瓷器之中，纸墨的黑白被颜色填补，配上了淡雅柔和的五彩色调，才子佳人故事更加动人。

瓷器上画美人，难！

传统来说，中国绘画通常以“山水为上，人物小者次之，花鸟竹石又次之，走兽虫鱼又其下也。”[4] 但对于瓷器绘画，人物题材却是最难，因而又有“瓷品之画，以绘人为上，绘兽次之，花卉山水又次之。”之说。[5] 绘画在瓷器上的装饰首要难题是线条，为了追求到细劲有力的笔墨线条效果，景德镇陶工费尽心机，明初时候利用矾红细线勾勒龙纹，成化斗彩用釉下青花勾勒线条，再用釉上彩填补颜色，直至嘉靖隆庆之后才出现的黑色釉上彩，技术却不成熟，烧成后极易脱落。[6] 在成化时出现的黄、绿、红、紫等诸多釉上色，至康熙时因釉上蓝彩和釉上黑彩的加入而臻于完备。

至康熙时期，经过技术改良，把调和珠明料的胶水换成了乳香油之后，釉上黑彩线条完全能达到绘画中的黑白分明如纸上勾勒一样的效果。在纯洁无瑕的洁白釉面上，黑色釉上彩的线条勾勒加强了人物的刻画，在康熙五彩仕女图装饰的瓷器上，常见黑彩勾勒眉目，使面目清晰，而美人两颊又往往晕以淡赭，更加妩媚，颇为妖娆。人物衣纹的线条有了黑彩的勾勒，衣褶更加清晰流畅，飘逸婉转的线条突出了女性的阴柔之美，曲线感十足，亭亭玉立，同时也展现了女性的高贵气质。

2018年伦敦苏富比11月拍品

除了用来勾勒人物，景德镇窑工还擅长运用坚韧均匀的线条来表述故事画面，屋舍栏杆的线条刚挺笔直，人物衣衫流畅圆转，山石树干的轮廓，又有锐利的方折线角，线条随着物体而或短或长，或粗或细，顿挫变化也很明显。大量密集的短线表现山石、树木的明暗层次，古树的蜿蜒曲折、参差不齐的树干。

清康熙五彩，《雄奇昳丽》特展展品40号细节

釉上蓝彩的加入使仕女人物的填色更加多样丰富。这种带翠的湛蓝色，与传统的古朴色泽不同，更加透亮雅致，相对的更加具有表现力和视觉张力，在图案设计中稍加应用，整幅画面即刻显得俏皮可爱。在仕女图中，往往以蓝彩对衣着裙袂着色，使人物更加年轻绚丽烂漫。树木中的点的聚集，花草茎脉和枝条的填充，山石纹理的平涂等等细节之中，均可看到釉上蓝彩的表现。釉上蓝彩的烧成温度远低于釉下彩，减少了高温窑火的不确定性，有利于控制色料的色彩表现，从而使画工对画面有了更多的掌控。釉上蓝彩的加入使得康熙五彩色系增加，其成色变化比起釉下青花的色彩要丰富的多，并且画面的色调也因釉上蓝彩而显得更为和谐。